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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城市居民人口数量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居民。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促进了大都市圈和“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也将“世界城市”这一主题搬上了城市研究的舞台。
 
　　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祝活动后，今年年初，北京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高峰论坛闭幕大会上，中国发布了《上海宣言》，呼吁全球将10月31日定为世界城市日。
 
　　那么，世界城市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挑战？世界城市离北京、上海还有多远？
 
　　在北京论坛（2010）开幕式和分论坛“构建和谐的世界城市”上，各国专家学者为中国建设世界城市出谋划策。
 
　　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高端形态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在北京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说，现在北京正在全力建设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高端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的聚集地和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
 
　　事实上，学界对于世界城市的认知也经历了几个阶段。1999年，设在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曾尝试为世界级城市作出定义和分类，其城市排名依据是：城市内提供金融及顾问服务的跨国公司营业处数量；2003年，伦敦市市长宣布，伦敦今后的方向是国际性文化城市；2006年，新的世界城市“审核标准”在全球城市会议上出现，世界城市标准除金融储备、科技效能、交通基建之外，又加进了文化设施、活动等内容；2009年，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继续其“量化”研究，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处于顶级的世界城市是纽约、伦敦和东京。
 
　　刘利民指出，现在北京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75%，已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阶段，与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相比，北京同样具备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丰富的科技、智力资源，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相信北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建设成为世界城市。”
 
　　在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看来，中国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对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经济上，国际城市在这样的转型中能引领经济更多向高效、高附加值的生产力靠拢。同时，建设世界城市也有助于把我们的文化从现在相对比较边缘的状态，向核心的状态转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种愿景，北京、上海等中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在总体规划中就提出国际城市的概念，其最高形态叫世界一流国际城市，即现代语言体系中的世界城市。1993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城市。2005年国务院《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批复》，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构建国际城市的基本架构；第二步是到2020年，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步是到2050年左右，进入世界城市行列。从表述上就可以看到，世界城市在中国话语体系里是顶级国际城市的概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朱介鸣认为，世界城市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经济中心，然后是一个社会政治中心，再次是文化中心，最后是世界级的城市基础设施。
 
　　中国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挑战
 
　　朱介鸣认为，中国建设世界城市最基础、最基本、最必要的条件是国际竞争力。进入新世纪以来，竞争力的提升速度开始放慢，并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病”，包括社会多元化与市民归属感、竞争力增强与环境保护、国际事业与本土文化、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等几对矛盾。他指出，中国GDP增长明显快于人均GDP增长，民生改善远不如大城市GDP增长快，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世界城市当然要有很多外国人。据统计，迪拜高达80%、新加坡高达30%、伦敦20%以上人口为国际化人口。朱介鸣说：“世界城市的移民一般都是高层次员工。这样本地居民容易受到挤压，收入差距会拉大。”这样会导致二元社会，城市里很多国际社区都很高档，而当地人社区往往陷入低收入境地，一些本地人因受到挤压而离开。正如一位英国学者说：英国最富有的人和最穷的人都住在伦敦。也有人提到，纽约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清华大学教授顾朝林总结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六方面的挑战：第一是社会公正问题。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数量大约都是1000万。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由10年前的四分之一，提高到现在的一半。“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二是环境公正性问题。北京的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为此实施了南水北调、防沙林等工程，在环境上付出了很大代价。
 
　　第三是后奥运会时代相关场馆使用状态，以及房地产等经济方面的问题。
 
　　第四是文化商品化问题。“北京作为首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最凝聚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城市中，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世界城市，把什么东西卖到全世界去？我们最有价值的是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五是管制问题。“我们是处在转型变革的时期，大力推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户籍管理、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等，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六是规划问题。北京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到刚刚过去的2009年，推出了不同的地标型建筑，这些建筑随时代所产生的变化，是北京由国家形态走向国际形态的鲜明表征。在高速发展的背后，城市继续扩大下去，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值得思考。
 
　　顾朝林说：“由于世界城市的发展，破碎化是一种趋势。空间上的破碎化和收入分配不均，将越来越明显。”
 
　　建设世界城市也要保留本土特色
 
　　发展机遇当然难得，挑战必须妥善应对。朱介鸣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加速世界城市建设的三点建议。
 
　　第一，从世界城市向多中心的世界城市区域转变。即利用廉价生产要素的成本，分散平衡发展中世界城市向创新型驱动转型压力的区域战略，非常有利于突破向创新转型的陷阱，缓解发展中的世界城市病。
 
　　第二，制定和提升产业准入标准，实施严格的人口准入制度、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和更加严厉的节能减排政策，以大大增加依靠廉价生产要素来获取竞争力的机会成本。
 
　　第三，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或者是降低创新的风险或成本，与第二条措施形成合力，推动城市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对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之路，刘利民表示：“我们不是简单地模仿复制已有的世界城市的形态和发展路径，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在提高全球影响力的同时，凸显‘中国特色，首都特点’。”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也提醒：“北京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建设世界城市一定要保留本土特色。”
 
　　刘利民说：“世界城市不仅要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且要起到文化引领的作用，文化影响力虽然不如政治或经济影响力那样显而易见，但却同样强大。”他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财富是通过一代代人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而高层次的国际学术论坛正是这种文化财富的载体之一。依托北京文化底蕴的北京论坛，发挥着这种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体现着北京开放的胸襟，提升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孙琛辉）
 

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