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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安

　　水是生命之源。我国历史上有“治国必先治水”之说，留下了大禹治水的美丽故事。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甚至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亡和几千年文明史的走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把水利建设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中央把水利建设放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工程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
　　据统计，我国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水利工程规模和数量均居世界前列，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江河治理成效卓著。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7万多座，堤防长度29.41万公里，长江中下游干堤工程全面达标，黄河干流重点堤防工程基本达标。过去5年，全国6240座大中型、重点小型病险水库和东部地区1116座重点小型病险水库完成了除险加固，国家还投资1009亿元解决了2.1亿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发生了变化，水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在降水正常的年份，我国每年缺水500多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缺水问题，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近2亿人饮水不安全，全国半数以上耕地基本灌排需求得不到满足。尤为严峻的是，我国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每立方米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产出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城市废水、污水处理率仅为70%左右。2009年，我国废水、污水排放总量达到768亿吨，水功能区达标率仅为47.4%，北方部分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100%。

　　人口基数大  水资源短缺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拧开水龙头使用自来水是再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北京也是缺水严重的城市之一，年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短缺警戒线——1700立方米。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王浩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的水资源紧缺程度已经超乎想象。目前北京用水主要靠过度开采地下水，同时迫切地等待着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中线通水到北京。”王浩说，为了节水，北京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用水效率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这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据王浩介绍，南方城市深圳也非常缺水。深圳的用水来自东江流域。整个东江流域承担着6个城市的供水和发电任务，从上游的广东省河源市开始，依次是广东省惠州市、广东省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广东省东莞市、广东省广州市。这6个城市为了避免纠纷，对东江流域进行了划分，把东江流域的水资源拿出一部分来用于生态建设，其余的部分作为6个城市的国民经济用水。分水方案最终得到了广东省政府的批准。但在该方案中，深圳市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水资源相对较少，用水很紧张。据王浩估算，深圳市年人均用水量在200立方米以下。
　　中国属于贫水国家之一，人口基数更决定了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我国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南、西南诸河流域的GDP 占全国的一半，人口也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占全国的84%；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和西北诸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5%，同时又是粮食主产区和主要的农业灌溉区，但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6%。 尤其是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5%，耕地、人口和 GDP均占全国的1/3，水资源总量却仅占全国的7%，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由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社会用水量激增，黄河、淮河、海河、辽河都曾发生不同程度的断流。最严重的断流发生在1997年。那一年，黄河干流断流226天，整个河道断流长度接近800公里。如今，黄河的平均径流量已经从过去的580亿立方米/年降到了535亿立方米/年，并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海河的情况更令人忧虑。“海河流域无河不干，有水皆污。从湖北丹江口水库到北京这一路，沿途经过220多条河。别的流域河床里都有水，但一进入海河流域，河床里都是干的，缺水缺得很厉害。”王浩忧虑地说。海河流域先天水资源不足，流域人口多，工业发展快，城市化进程快，经济社会用水最终挤占了生态用水。
　　王浩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化水资源需求管理，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作为辅助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可以考虑的。”王浩说。

　　水价过低  节水没有动力
　　王浩认为，水价不高，节水就没有动力。“老喊水价要调整，于是就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王浩自嘲地说。在他看来，要想把水管理好，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王浩认为，我国的水价严重偏低，这使得我国面临无序用水、低效用水的挑战。
　　“买一瓶矿泉水的钱能买几百立方米黄河水，农民自然没有节水的动力。”王浩说。中国的农业灌溉大多采用大水漫灌、超量灌溉、重复灌溉的方式，不仅浪费水资源，农作物产量也并未因此而增长。
　　在发达国家里，水费支出一般占家庭支出的2.5%～3%，工业用水成本占工业制品总成本的3%左右。但是在中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0.5%和0.6%。
　　2006年，王浩曾经为北京市做过一个提高水价的价格模型。“以北京市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为例，将目前5.07元/立方米的水价提高到11.42元/立方米，对物价的影响仅为0.6%。”王浩说。当然，政府也要充分照顾弱势群体。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等方面仍过于宽松。“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户的反复劝说，最后往往是负责水资源论证的人手一松，国民经济用水就会挤占生态用水。目前全国的用水总量是5960亿立方米，但其中实际监测到的部分只有20%左右，大部分是统计填表的数据，不太准确。”王浩说。
　　过去，中国监测体系的主要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如防洪、航运、发电、洪水等，而对供水、用水、耗水、排水等社会水循环的监测不太重视。
　　据王浩透露，水利部和财政部目前已达成一致，今后3年将大力完善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未来3年，要迅速把20%的监测率提高到80%以上，把用水大户和排水大户全部监控起来，然后逐步把监测率提高到95%以上。要对80%以上的用水情况、耗水情况、排水情况进行监测，这样管理才有侧重点。

　　水体污染  水危机的诱因
　　前几年，有人用“有河皆污”来描述我国河水普遍受污染的现象。这一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污染始终是诱发水危机的一大因素。
　　根据王浩给出的数据，全国几千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56%，还有44%不达标。王浩说：“在广大的东部地区，水质基本都没有达标。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太湖流域和海河流域。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排放标准制定得并不科学。”
　　“我国现行的排污标准是根据上世纪70年代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排污标准制定的。然而，制定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国情。国外地广人稀，100公里长的河流沿岸顶多有三五家工厂，但中国100公里长的河流沿岸有上千家工厂。”王浩说。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100公里长的河流沿岸甚至有几千家工厂。“欧美国家的三五家工厂依照这个标准排放，河水依然是清澈的；中国的上千家工厂依照同样的标准排放，河水肯定浑浊不堪。”王浩说。
　　他认为，污水排放标准必须与水体纳污能力挂钩。大体的程序是：先明确河流功能，再根据河流功能确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确定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确定污染负荷量，然后把应削减的污染负荷量分解到各生产单位。
　　导致水污染日趋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守法成本太高，而违法成本又太低。
　　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王浩发现，一些企业接到环保局的超标排污收费罚单后上下一片欢腾，就跟过年似的。为什么？因为企业如果达标排放，就要多花10倍的钱；如果不达标排放，只须交一点罚款就行了。
　　制度的不合理变相地鼓励了企业的污染行为。在最后的污水处理环节，问题同样突出。
　　王浩说：“污水处理厂应该完成两级处理，但为了节省费用，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只进行一级处理（物理处理），生化处理就不进行了。”更严重的情况是，有的污水处理厂干脆停工不运营，等到上级检查时才开工。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过去我们说水是农业的命脉，现在看来，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还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王浩说。
　　在此背景下，7月8日，我国召开了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无论如何，一定要对水资源进行全流域管理。水是按流域流动的，要想管理它，必须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多事务都属于区域管理的范畴。区域管理应服从流域管理。”王浩说。目前，他最大的担忧仍然是区域管理不服从流域管理。
来源：中华建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