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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镇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3423万人，城镇人口超过农村。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意味着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此问题，近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司巡视员叶兴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金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应对和解决策略。

问题一：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在统计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是否可以说明我们的城镇化带有“水分”？
　　乔润令：我们统计的城镇人口，包括了2亿左右进城农民工。他们虽然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但是绝大部分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体制和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半城市化”的。中国城镇人口达到51.27%有意义，但要说这个意义有多么大，恐怕也谈不上。大体上相当于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这个概念，虽然数量上去了，不过质量差距还不小。话说回来，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快速发展的路子，这是伴随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而形成的，是一个互动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可以这样讲，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其中动力之一就是城镇化。另外，城镇化超过一半，中国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形态和社会风貌都将为之一变。
叶兴庆：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为1.72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2%。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多人，这其中除了城镇“原住民”自然增长之外，大概有4.5亿人是30多年来从农村转过来的。怎么转的？有三种途径：一是招工、招干、上学、参军入伍，像我们本来是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城里了。二是城镇边界不断外推，随着土地被征用，不断有农民被卷入城市，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三是从农村腹地流入城镇，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这部分人是下一步把这51%的人口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的重点，也是未来继续城镇化的重点。
但这些并不表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虚假的。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超过农村，是一件大事，具有重要意义，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到了一个转折点，很多政策取向就会发生变化。以前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做不了的事情，在农村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时候就可以做。比如这几年实行的一整套的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农村建设等，就是根据城乡人口总的变化，对我们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战略作出的重要调整。到了50%以后，调整的力度肯定会更大。
陈光金：城镇人口比重过半，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一件大事，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尽管统计部门使用的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但这些人毕竟是在城镇中居住，他们的存在必然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劳动与就业、收入与消费、权利与服务以及生活方式与文化的整合这几个方面来说明，所以，城镇人口过半，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变，意味着整个社会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进一步朝着现代社会结构发展和演进，由此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也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政府在深化各方面改革和制定各项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个现实，要有新的思路。

问题二：煮熟城镇化的“夹生饭”，也就是要让进城农民工真正成为城镇居民，但这绝不是改变一下户籍那么简单，有哪些问题需要着手解决？
　　叶兴庆：户籍制度改革，除了要按照国办通知精神推进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后城市政府新出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不应再跟户籍挂钩了。现有跟户籍制度挂钩的政策，要梳理，按照轻重缓急、解决难易程度排队，有些现在就可以解决，有些要逐步解决。其实很多政策也都在改。
乔润令：户籍背后是公共服务，进城农民工享受不到同等的公共服务，处于“半市民化状态”。所以，关键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逐步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城市居民，更要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剥离附加于户籍制度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逐步缩小城乡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租购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陈光金：农民工与市民不平等的背后，从城乡来讲，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失衡；从初次分配来讲，是劳动报酬比重太低，在获取工资性收入的劳动力中，来自农村、仍然保留农村户籍的劳动力超过2亿人，他们已经成为工资劳动者的主体，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民工就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我国农村人口还是太多，要在城镇化进一步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公共服务、权利保障、资源配置方面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

问题三：尽管城镇人口过半了，但是反观我们的城镇化之路，肯定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总结起来，有哪些呢？
　　乔润令：概括起来有几方面：一是从总体上来说，城镇化还是落后于经济发展。从国际经验看，大概我们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城镇化率要比我们高出10多个百分点，发达国家更高；二是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不可持续。不均衡表现在两方面：人口在国土分布上是一头大，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分布也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城镇化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增长；三是人口城镇化的问题。进城农民工还没有变成真正的市民，除了影响内需进一步扩大外，还影响制造业水平的提升。我们号称制造业大国，很多工人流动性非常大，根本没有办法沉淀下来，也没有办法做长期培训。德国制造业水平高，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熟练工种，一辈子就只做一件工作，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同样的东西做出来肯定比我们强。此外，还有农村“三留守”问题。
陈光金：我的看法是，中国城市化应该以中小城市为主，但是也不排斥大城市人口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在一个阶段是可行的，但是从城市化整个过程来讲，不是中国城市化在目前这个阶段的主要战略。小城镇化是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社会从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才会出现的，而且是以足够的空间资源作为前提条件，小城镇对空间的使用效率小于小型以上的城市。这里面关键在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不要过分强调行政主导。(时宗)

　　　　　　　　　　　　　　　　　　　　　　　　　　来源： 中国建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