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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城镇化无疑是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期“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要充分有效地把这一潜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应当关注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而非“数量与速度”。

　　蔡继明代表：改革行政分级体制 推行“大县制”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必须准确研判我国目前城镇化的真实水平。
　　如果以常住人口作为指标计算，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8%。但蔡继明认为，这一数字事实上“高估”了目前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这一数字实际只有35.9%，这18.9个百分点的差距，实质上反映了大量外来人口和2.5亿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这些人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了，但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并没有完全享受城镇居民的福利待遇。同时，我国54.8%的城镇人口不仅包括658个城市的‘市民’，还包括城市和县城之外17449个建制镇的大约1.83亿名‘镇民’，城镇化标准低于国际水平，没有可比性。”蔡继明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针对我国现实国情对城镇化指标进行改进，而这一指标至少应由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保障性住房、低保和养老等因素决定并赋予各自不同的权重，同时将农民工等外来人口根据一定系数折算成市民，计算出与国际水平具有可比性的我国真实的城镇化率。
　　蔡继明预计，经过各类“折扣”后的真实城镇化率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一方面确保部分农民工进城落户；另一方面提高非户籍城镇人口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程度，提升小城镇的发展水平。“到2050年，使真实城镇化率至少达到75%，才能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
　　蔡继明建议改革行政分级体制，推行“大县制”。目前，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绝大多数人口少于100万，少于50万的占到40%以上。这些人口小县难以制订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规划，但行政机构的设置却不能少。因为这不仅会降低行政效率、增加行政成本，还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空间。
　　“在人口少于50万的县里，根本就没有办法规划建设30万 8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而中等城市的规模效益、聚集效益、产业互动综合效益要比小城市高得多。”蔡继明认为，将目前的2010个县级行政主体通过合并减少到1000个以下，有利于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直抵县域的现代国家管理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科学制订我国城乡建设的发展规划。“在20年内新增100个100万人以上区域性中心城市、300个5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可以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九三学社中央：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重视农村发展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社会保障、生活方式、人居环境等方面真正实现城乡统筹与可持续发展。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重视农村发展。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各级政府不能片面追求城镇化率，而应更加关注贴近农民切身权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全过程。保护自然地貌与环境特色，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绿色健康村镇为我国生态环境改善提供强大支撑。在村镇规划建设中，既要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尊重历史，防止“一刀切”、概念化的简单照搬，避免农村失去自由纯朴的田园风貌和本土文化特色。充分尊重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意愿，积极有效地引导农民参与村级规划建设。
　　鉴于新型城镇化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坚决依法规划、依法建设、依法治理。在科学制订规划的基础上，应保持规划的长期稳定，坚决杜绝长官意志强加于规划之上，强调法定规划的严肃性。

　　施耀忠委员：补齐城镇防灾减灾能力短板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基础设施负荷不断加重。如何有效克服和缓解城镇化建设造成的自然灾害风险增多与城镇防灾减灾能力不足的矛盾，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巴中市副市长施耀忠建议，应把城镇防灾减灾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不断加大城镇防灾减灾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健全完善城镇防灾减灾指挥中心、永久与临时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生活保障工程等。逐步提升城镇生命线网络防灾减灾能力。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对已建的城镇生命线网络，开展抗灾能力普查，进行抗灾能力评估，及时医治城镇生命线网络中抗灾能力弱的病灶，补齐受灾后难于安全营运的短板，筑起城镇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来源：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