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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特别强调，首都规划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让自然生态能够“永续利用”。
　　这既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一脉相通，也再次将城市低碳生态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
　　“总的来讲，我国对低碳生态城市的认识起步比较晚。”3月29日，在第十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绿色生态城区与绿色建筑”分论坛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调研员汪科表示，目前在各地申报绿色生态城区过程中，各个研究机构和设计单位参与编制的一些规划有很多不足。

　　任重道远
　　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科研单位和建设企业的投入，更需要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城市居民等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据汪科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大约在7～8万平方公里，既有城镇建筑面积500多亿平方米，城市的节能减排压力巨大。汪科认为，尽管历史包袱沉重，但不能回避老旧城区和老旧房屋的节能问题，单纯去谈城市新区的绿色生态发展、新建建筑的绿色标准问题。
　　汪科强调，绿色低碳发展和实际的推进工作还必须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能简单地以低碳名义设置行政许可。当然，市场也有失灵的地方，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管控来进行约束。“一方面我们要倡导开发商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开发商过于逐利，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方法管控发展目标，引导产业类型、生产生活方式等转变。”
　　此外，时间紧迫也是城市生态发展的难点所在。按照相关发展规划和研究，我国到2020年GDP将比2010年翻一番，试想那时我们的房屋是否绿色？城市是否生态？汪科告诉记者，由于时间紧迫，很多工作不能仅限于试点和示范，还要不断完善制度和政策，修订各类城乡规划技术标准。
　　“要把低碳生态放到城市规划中，把低碳生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来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绝对不是简单通过一个绿色生态城区规划或者低碳生态规划来促进相关工作。”汪科如是说。

　　从规划到运行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节能与科技司巡视员武涌看来，绿色生态城区从规划、设计、建设到运行，工人的效率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可形象地比喻成“虎头蛇尾”。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施工不到位、偷工减料和职业教育体系缺失等等。
　　武涌建议，应构建一个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体系，涵盖绿色基础设施、运行模式的可持续、经济的可持续以及人力支撑的可持续。同时建立相应的指标，在整个体系中严格按照指标去构建。“我们在建立指标阶段就应该思考要怎么做，直到最后绿色的运行。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体系，将对未来绿色运行提供基本保障。”据武涌透露，该体系目前正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据记者了解，从目前正在实施的8个绿色生态城区来看，仍有一些需要真正落地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没有完成。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例，出行率应达到多少、背后连带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规划阶段构建出明确的指标。
　　“究竟该怎么办？答案恰恰就是绿色生态城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武涌表示，下阶段工作的重点将逐步转移到如何在建设过程和运行过程中实现绿色化。同时将就此建立绩效考核指标，通过建立一系列科学的体系、可持续的模式，形成倒逼机制，真正实现绿色运行。
　　对此，论坛承办方——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叶青从更宏观的层面表达了她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思考：我们要从顶层设计开始，建立基于公民生态权利、责任的法制体系。社会公平最关键的是人均使用生态权利的平等，采用低碳生活方式可以出让多余排放权，选择高碳生活方式支撑的高档生活则要更多买单，让每个生命平等。

来源：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